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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論死刑犯生育權的簡要探討

      添加時間:2016年5月14日   來源: 深圳刑事律師     http://www.bliexpress.com/
      論文關鍵詞:生育權 死刑犯 辨證 刑事政策
        論文摘要:生育行為作為人類繁衍子女后代所特有的社會行為,是每個人類個體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死刑犯作為人類社會中的特殊群體,在生命尚在延續的時候,我們必須承認他在法律意義上所享有的一切權利,這似乎是一個勿需多想的問題,但是當要對這些權利進行救濟的時,我們就會驚訝的發現關于死刑犯的權利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圍內存在談判妥協的空間。本文將就死刑犯生育權問題作辨證的分析,并試圖尋找一種相對合理的刑事政策。
        關鍵詞:生育權 死刑犯 辨證 刑事政策
        
        一、前言
        
        隨著人類社會生活的演進、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的變遷,人類的生育制度也逐漸的發生變化,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與革新。進入19世紀中后期由于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逐步推進,勞動力逐漸由體力型向智力型轉變,生產效率逐步提高維持社會運轉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口;相反龐大的人口基數成為社會的沉重負擔,住房條件、資源分配、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增重,人類開始改變擴張的行為模式,產生控制人口的意識;生殖技術的發展使生育成為一個技術性問題實現了生育與性愛的分離,生育成為一個可以選擇的問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逐漸完善使生育在繼承、養老方面的功能被大大的削弱,基于以上原因我們可以的出:人類進入了權利生育階段。在中國生育還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它承接了“上事宗廟,下繼后世”的特殊功能,然而這個占據中國生育史的長達兩千多年的主導理論在現代社會正受到劇烈的沖擊。這就是本文的討論的背景。
        
        二、關于死刑犯生育權問題的辨證分析
        
        從上述背景的分析中并不能表明截然的立場,筆者對爭議各方的論點是持矛盾態度的。從批判的應然角度看筆者站在肯定說一邊,從保守的實然角度否定論者所提出的一些論據也十分有力,但這并不表示就贊同折中說。折中說仿佛更全面,更切合實際但其實也未能比前兩者提供更多的知識。除“男女平等說”①之外筆者經調查還發現了另外一種觀點對其表示質疑,即由于人工受精昂貴費用若允許通過該中方式行使生育權勢必在窮人、富人之間造成不平等,窮人只能夠支付子彈的費用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可能選擇注射這中人道的死亡方式,又怎能為人工受精付費呢?又可保證子女將來的生活,人工受精只會是富人的一項特權!以下筆者將辨證的對這些蘊涵矛盾的理論予以分析
        第一,理念與現實的矛盾。前文的論述中筆者在觀念上支持人權論方面的觀點,認為從思想啟蒙和解放角度而言其意義是深遠的。從這個角度肯定論者的確能獲得更多的“合理性”話語的支持,肯定論者將社會潮流中的人權話語引入論證,確實為起論據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但切不可忘記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更多的是一種實踐理性一技術理性。人權主義的觀念言之有理、在現實生活中存在,但在總體上無法全面付諸法律實踐,法律是一種保守的力量而不是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如依人權主義那么國家機關將要為犯人的同居權,性權利提供保障,這是否在為犯人串供提供條件,是否使刑罰的教育功能懲罰功能下降,有損司法威嚴呢,是否超出國家機關的義務呢?我們人權主義的合理因素無法否認,社會的進步、法制的健全也離不開人權論的批判,但法律終歸還要回到現實中去。

        第二、民俗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矛盾。從刑法與民眾認同的關系來看,否定論中的論據背后有著民眾的道德觀、民俗觀的強大根基。對罪犯給以嚴厲的懲處,給予子女最大的關愛這是民眾的一種常識乃至一種無意識。這種建立在普通人的道德觀、民俗觀上的解釋不不比人權主義思想遜色,薩維尼指出:法律絕不是由立法者刻意制定出來的東西而是那些內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習慣、民眾的意識。因此盡管從我國《刑法》條款中看不出對死刑犯生育全的剝奪,但這卻是一個民眾潛在的意識,是一個必然附加的刑罰。從我國婚姻家庭的有關規范中也看不出要對子女給予最大關愛,但這卻是民眾共同的期盼。如果不了解民眾的這些潛在的意識,單憑法條的文字規定中尋找根據,就可能嚴重曲解法律精神。從此角度肯定論者主張的“法無禁止即為自由”“罪刑法定”是值得審視的。
        第三、享有權利的平等與權利實現的差序格局間的矛盾。“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是近代思想啟蒙、革命斗爭的成果。但回顧一下現代法治社會現實中的權利狀態呈現出一種差序格局,具體來說權利的實現受個人權利意識權利 觀念、個人實力的制約。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總是具有先進、落后等多層次性的,生活在先進生產力地區人容易萌生先進意識,文化水平高的人也是如此。布萊克在《法的運作行為》中指出,文化稀少之處法律亦少,而文化豐富之處法律亦繁榮,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不可能都是相同的,因而人們的權利意識的強弱不可能都是相同的。沒有法定權利意識的恩是不會主動尋找權利救濟的。同時法定權利的實現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但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和每個人能力的差異制約,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具有實現權利的物質基礎,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一個人處于更自由的社會地位面具有更多社會能量時,他實際享有的權利也將更多。國家為維護社會的安定防止兩極分化,往往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其趨向實質的平等。權利是平等的但權利平等的實現絕非立法者、法學家的一陣啟蒙即可大功告成的,而只有發展經濟使物質極大豐富后才能有望實現所有人權利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
        
        三、矛盾話語中的刑事政策的選擇
        
        關于死刑犯生育全問題從沉默到微弱的呻吟、小聲的抗議到理直氣壯的辯論以及個案判決過程中充滿著各種復雜、細微的權利關系的合作、斗爭。其中當事人的主張與辯解、學者的辯論、司法實踐中的判決、民眾的態度、新聞媒體的宣傳以及各種權威人士的理論意見都在此過程中爭相說話。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話語既力圖為自己辯護、證明其合理性同時也可能是自己的絆腳石和相反策略的反抗和起點。當然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絕非意味著我們不能有所作為,任何困難都不可能阻礙法律人對法治的追求。我們可以用合理的法律技術來軟化應然與實然、習慣與理智等之間的矛盾。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可采取以下刑事政策:

        1、必須經本人或配偶申請,未提出申請視為自動放棄;對于未婚者該申請只可由本人提出,禁止他人行使生育權違背當事人的自愿;對于已婚死刑犯提出申請無需經過其配偶同意;若其配偶提出必須經該死刑犯同意否則應予駁回。
        2、男死刑犯可通過人工受精實現其生育權;女死刑犯不能用懷孕的方式來實現其生育權,只能通過體外受精,不能產生女犯懷孕的事實,否則導致女死刑犯實行該行為以規避法律的后果。
        3、不能違反我過的計劃生育政策和其他法律規定,主要指死刑犯有健康的子女不應再允許起行使生育權,《婚姻法》規定患有醫學上不應當結婚的疾病,這實際上也否認了他們的生育權。這主要從優生學角度考慮,雖然這種剝奪他人生育權是否合理值得商榷,但為了人類整體種族的繁衍和主體的生育質量的提高而禁止這類生育卻是可取的;最大限度的保證生育的子女的成長,最起碼是有人愿意撫育。
        4、申請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再申請遭到拒絕后可向上級主管機關提出復議或向法院提起訴訟;該申請必須是該死刑犯未被執行死刑之前提出。
        
        參考文獻:
        [1]劉文.再論死刑犯的生育權素.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0.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和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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